本案男方離婚十年才想到探望孩子，作為父親顯然失責。女方所述“孩子不知道生父是誰，把繼父當生父”完全有可能是客觀事實，畢竟男方只在孩子1歲時有過陪伴，孩子怎么可能會認識呢。但這種說法在法律上顯然無法成立，因為探視權是父親享有的法定權利。

不過本案子女已經年滿十二周歲，法院在判決時其實也應該考慮孩子個人意愿。雖然法律賦予父親有探視孩子的權利，但在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才是法律最優先保護的。如果孩子不愿意接受探視且認為父親探視會影響其日常生活。那基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原則，法院同樣有可能不會支持探視。不過如果女方一定要讓孩子出面，這樣直接將孩子推向親生父親的對立面，可能也會給孩子造成一定心理負擔，對孩子健康成長也同樣不利。

案情簡介：

2015年，小帥與小美調解離婚，約定2歲的兒子小明由小美撫養并自愿承擔撫養費。小美再婚后攜小明組建新家庭。小帥定居外地，在小明出生及1歲時有過陪護與探望，離婚后就再未支付過撫養費且長期失聯，2022年小帥要求探視被小美拒絕。2025年，小帥遂訴至法院主張探望權，要求每周探視及寒暑假共同生活。小美稱小帥離婚后未履行撫養義務且未探視，構成遺棄；小明現隨其再婚家庭生活，視繼父為生父，不知道小帥存在，強制接觸將造成心理沖擊。小帥則稱離婚后一直無法聯系上小美，只能通過聯系小美的家人了解孩子的情況，并表示過曾多次要求探視，但被小美拒絕。

法院觀點：

依據民法典第1086條規定，雙方離婚后，小帥作為不直接撫養婚生子的一方，依法享有探望小明的權利，小美有協助的義務。小美所述其現任丈夫視小明為己出，小明一直視繼父為親生父親，現家庭融洽，小明生活美滿，也是法院所期待看到的結果。小美擔心小帥的探望會破壞這種關系，雖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小美應明白父母子女的親緣關系是不可人為阻斷的，不讓兒子知曉親生父親的做法并不必然有利于孩子的身心發展。隨著孩子的成長，知曉真相后可能會對自己的父母產生誤解，反而不利于未成年人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小美所述關于小帥未支付撫養費問題，因離婚時明確約定撫養費由小美承擔，故不構成遺棄，亦非中止探望權事由。

法院認為，孩子的健康成長有賴于父母雙方基于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共識，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努力減少因大人分歧給孩子造成的傷害。從孩子未來的教育、生活等方面出發，多一份愛多一份保障，現小帥明確表示要求探視的意愿，且無法定阻止事由，法院綜合小明生活環境、學習情況，考慮到其對生父小帥仍為陌生，需給予其一定接受時間，對其要求探視的主張予以支持，對小帥要求長時間將小明帶離居住地進行探視的方式依法不予支持。綜上，法院依法判決小帥自2025年7月起于每月的第一個周日在小明居住地（或雙方協商的其他地點）探望一次，小美應予配合。

索引案例：湖南高院公眾號?《離婚后要求探視孩子，對方以孩子不知生父是誰為由反對探視，法院這份判決給出答案！》

關于“帶孫費”，雖然本案中法院認為照顧外孫女的行為是基于血脈親緣關系而形成的幫扶，承載著情感寄托和責任傳承是“有因”，以不構成無因管理駁回原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不過實踐中亦有支持“帶孫費”的案例，支持觀點認為，隔代撫養不是法定義務，（外）祖父母對孫輩沒有法定撫養義務，基于公平原則，（外）祖父母有權主張支出的合理費用或補償相應損失。不過此類案例一般針對的是父母逃避撫養義務，將孩子丟下交給（外）祖父母撫養的情形。

除了上述情形外，如果（外）祖父母本就與子女簽訂協議約定相應的勞務費用，那自然也需要支付相應的“帶孫費”。

案情簡介：

小靜與小黃戀愛結婚后，分別于2002年、2010年生育二女。期間，小靜母親老劉與女兒、女婿共同生活，負責照顧孩子。2019年，小靜、小黃經法院調解離婚，雙方約定兩個孩子均由小黃撫養，小靜不支付撫養費。然而，為了方便孩子讀書，二人離婚后，小女兒一段時間隨小靜生活，一段時間隨小黃生活。在小女兒跟隨小靜生活期間，小黃給付了生活、教育等費用共計4萬余元。2024年，老劉以無因管理為由訴至法院，要求小黃、小靜支付2002年至2022年期間照料兩名孫女的勞務費39萬余元。

法院觀點：

無因管理是指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為了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損而自愿管理他人事務或者提供服務的行為，而家庭互助不適用無因管理。在本案中，老劉作為外婆，在女兒和女婿仍具備撫養能力時，雖沒有法定撫養義務，但其照顧外孫女的行為是基于血脈親緣關系而形成的幫扶，承載著情感寄托和責任傳承，是“有因”而非“無因”。《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條規定“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家庭成員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老劉對女兒、女婿的幫助行為，屬家庭成員之間基于自然親情而產生的代際間的互相幫助、扶持，有利于家庭文明建設，符合法律規定，為社會倫理所認可，與公序良俗相符合，亦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如果將長輩對晚輩的日常照顧簡單歸于勞務交易，家庭成員的關系割裂化、契約化、機械化，既違背公序良俗，又有悖于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據此，依法駁回原告老劉的訴訟請求。

索引案例：湖北高院公眾號?《老人帶孫索要39萬“帶孫費”，法院是否支持？》

對于給予方而言，公證的關鍵意義在于揭示風險與法律后果。盡管離婚后給予方有可能在特定條件下拿回房產份額，但仍可能需要對受贈方進行補償，無法實現無成本的撤銷。若財產約定經過公證，公證員會事先全面告知給予方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促使其做出理性慎重的決策，從而避免因輕率處分財產而遭受損失。

對于受贈方來說，公證的意義除了明確房產在約定后仍有可能被重新分割的風險，使其形成合理預期外，還能夠固定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這種確認可以增強法院對受贈方請求的認可度。若財產約定經過公證且能提供婚后綜合貢獻程度作為事實支撐，協議被調整的可能性會降低，進而提高受贈方獲得房產或合理補償的可能性。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9條的規定，經公證的民事法律行為、事實和文書，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除非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這一規定明確了經過公證的財產約定更具法律有效性。為了進一步提升公證的作用，男女雙方在制定財產約定時，可以加入一些明確的條款。

首先，明確給予目的及性質。將房產給予的具體原因，如基于婚姻關系存續、情感因素、家庭貢獻補償或未來生活保障等，清晰地寫入協議。該項條款不僅能避免未來因目的模糊而產生爭議，還能確保雙方對給予行為有清晰一致的理解，若產生法律糾紛時也能為法院提供具體依據。

其次，預設補償情形與標準。例如約定若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短，則解除時給予方有權收回房產份額；若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長，給予方想全額收回房產時，需給付另一方房價百分之幾十的補償金；婚姻關系存續滿一定期限，房產歸雙方共有等。這些條款能夠增強結果的可預期性，保障雙方在特定情況下的權益，減少因補償問題產生的糾紛。

最后，明確婚姻存續時間與婚后貢獻程度的衡量標準。由于《解釋二》第五條的主要據此裁量，因此雙方在制定財產約定時可將達成共識的衡量因素寫入協議。例如具體規定婚姻存續多少年算長，什么樣的行為或程度算婚后貢獻大等，把這些因素清楚量化地寫進協議，更能反映當事人真實意愿和合理預期，供日后法院裁判時有據可依。

總之，即使新規增強了法院裁量權，公證依然是夫妻財產約定中重要的保障措施。夫妻雙方應充分認識公證的作用和條款設計的重要性。當然，并不是每對夫妻都能嚴謹規范地制定財產約定，必要時可咨詢或委托專業律師。公證機構也應作出相應調整，參與約定的起草或修改，為當事人設計綜合配套的公證方案。

為什么公證突然失靈了？一是在于新規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開了綠燈。《解釋二》第五條明確規定，無論夫妻間房產給予約定是否完成不動產登記，在離婚訴訟中，法院都可根據婚姻關系存續時間、共同生活及子女撫養情況、離婚過錯、對家庭的貢獻大小以及房屋市場價格等因素，對房產歸屬及補償進行重新判定。也就是說，即便財產約定已公證甚至房屋已過戶，法院也有權依據實際情況重新分割房產，這讓夫妻財產約定公證的效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過去，憑借約定公證和變更登記往往能讓財產歸屬塵埃落定。如今，法院不再受其絕對約束。

二是在于夫妻間房產給予行為的法律性質進行了調整。與以往司法實踐不同，《解釋二》第五條采用的表述為“夫妻間給予房屋”而非“贈與房屋”，將夫妻間的房產更名或加名行為適用規則與普通贈與合同規則相區分。這一調整體現了夫妻間財產給予行為是以婚姻關系的建立和存續為基礎的，不能機械套用一般的市場交易規則。新規弱化了依據財產約定公證一刀切式的房屋分配，以綜合貢獻程度來匹配財產分配。

三在于公證模式本身的局限性。解釋二第五條強調 “給予目的” 的重要性，但夫妻間房產給予行為常摻雜復雜情感因素。如一方為了維系婚姻、換取對方忠誠而贈與房產，或一方以加名作為結婚條件等。公證機構雖會詢問給予目的，但難以完全探究當事人內心真實意思。一旦婚姻出現問題，當事人可能以“給予目的未實現”為由，要求重新分配房產，導致公證的效力在“給予目的”的考量下變得不穩定。

以往根據民法典658條，經過公證的贈與協議不可撤銷，在公證機構受理中，也不會特別考慮夫妻綜合貢獻程度。而新規出臺后，即使贈與協議經過公證，如果綜合考慮上述因素，財產約定中涉及的房產也有被重新分割的可能性。

舉個例子。小張和小李婚前達成約定，在雙方登記結婚后，小張要將名下房產過戶給小李，同時辦理了財產約定公證。小張婚后按照約定將房屋過戶給了小李，結果小李不久就提出離婚，小張要求小李返還房屋。

這種情況下，小張的過戶行為顯然是以建立、維持婚姻關系的長久穩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產居住價值為基礎的。在此前，處理這類情況沒有明確依據，現在依據《解釋二》第五條第二款可以認定房屋仍歸小張所有。因為雙方婚姻存續時間過短且小張無重大過錯，因此即便雙方的財產約定經過公證，也只能提升小李得到房屋補償的可能性，不能完全依據約定內容判決房屋歸屬小李。

綜上可知，即使經過公證的夫妻財產約定，也無法完全避免被撤銷的風險。即使房產已完成轉移登記，法院仍可根據婚姻關系的實際情況重新分割房產。

那么新規下，夫妻財產約定公證還有用嗎？蔡律師認為，公證并非就此被完全架空。公證的核心功能并不在于完全保證財產分配的結果，而在于審查當事人財產給予的真實意思，確保法律行為的公平性與合法性。現新規既然明確了財產分配的考察因素，公證機構可從該方向進行機制優化，在辦理公證時充分告知雙方的行為后果，固定雙方的意思表示，避免一方因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產繼而遭受損失。而普通人可以做的，則是在公證前對財產約定的具體條款進行調整，如明確給予目的是否以婚姻存續為前提、預設補償標準，婚姻解除時一方可收回房產等。具體應如何調整，我們后文再作詳細討論。

相關法規原文：

一、影響子女讀書嗎？

父母被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不會影響子女正常接受教育的權利，普通高校的報考是沒有影響的。但一種情況例外，失信被執行人的子女不能讀所謂的“貴族學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明確，限制被執行人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

二、影響子女工作嗎？

現行法律并未對失信人員子女的工作有任何禁止性規定，考公、考編同樣如此。但部分需要做背調的工作崗位。倘若家里有失信被執行人的，同等條件下或可能被篩選掉，尤其是涉及財產、金融的崗位或行業。

當然，若失信父母因拒執而受到刑事處罰的，可能會對子女考公考編、軍校警校就讀、入伍參軍等方面的政審環節產生不利影響。

三、對子女其他生活是否有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是由于父母被限制高消費，因此買房、買車、家庭出國旅游之類的高消費行為就別想了。若子女是沒有生活來源的未成年人，同樣不能有任何高額支出。

除不能有高消費外，失信被執行人的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產及其他大額財產，不能明確說明來源于父母之外的，也可能因父母失信，被法院強制執行。

和案底不同的是，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是可以撤銷的。 被執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或人民法院已執行完畢的；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且已履行完畢的；申請人書面申請刪除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審查同意的等其他法定情形，向人民法院申請，人民法院應當在三個工作日內刪除失信信息。

子女的未來并非會因父母失信而被判無期徒刑。雖然對子女的學業、求職生涯不會造成太過惡劣的影響，但父母行為的曝光同樣會為子女心理蒙上羞愧的陰影。子女不被連坐，失信被執行人也不應僥幸，早日執行，勇于擔當，才能為子女做出榜樣。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案底？案底是我們對犯罪前科的俗稱，一個人觸犯刑法并經人民法院判決有罪的，就是犯罪前科。一般的行政處罰以及行政或刑事強制措施、公安撤案、檢察院不起訴決定都不屬于有案底。

一、影響子女考大學嗎？

父母有案底不影響子女報考普通高校，但報考公安、國防及軍隊類院校需通過嚴格政審。如各地區軍隊院校的政審，基本都以《軍隊征集和招錄人員政治考核規定》《征兵政治審查工作規定》為考核標準。依據以上規定，如果直系親屬和關系密切的旁系親屬中有被判處死刑或者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其他犯罪服刑，以及正在被政法機關偵查、控制的犯罪嫌疑人的子女，就不符合政審的條件。

二、影響子女入黨嗎？

父母有案底不直接限制子女申請入黨。個人表現良好，能正確認識被判刑的直系親屬所犯的錯誤，又確實具備黨員條件的，經黨組織嚴格審查可以吸收其入黨。入黨政審以個人表現為主，不實行“連坐”，但若入黨名額有限，家庭背景清白的申請者可能更具競爭力。

三、影響子女考公考編嗎？

對于普通公務員或事業編崗位，父母曾有案底，非八大嚴重暴力犯罪（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且不在刑期內的，一般不影響子女政審。《公務員法》與《公務員錄用考察辦法（試行）》均未將父母有犯罪記錄列入不予錄取情形。

而對于公檢法司等特殊部門的崗位，父母有案底會影響子女的錄用。

四、影響子女入伍當兵或考人民警察嗎？

當兵及考警察對于報考人員的政審會更為嚴格，一般來說報考人員的直系血親或者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中，有被判處死刑或者正在服刑的基本都無法通過政審。

入伍當兵的，根據《征兵政治審查工作規定》，家庭主要成員、直接撫養人、主要社會關系成員或者對本人影響較大的其他親屬被刑事處罰、因涉嫌違法犯罪正在被調查處理，或者正在被偵查、起訴或者審判的，不能征兵入伍。

報考警察的，參照《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辦法》，考察對象的家庭成員因八大罪或貪污賄賂數額巨大、具有嚴重情節，受到刑事處罰的不予錄取。

五、影響子女找工作嗎？

通常來說，私企并不會對求職人員進行政審，嚴格一點的可能會要求本人開具《無犯罪證明》。國企、事業單位等也只會對本人進行政審，不會考察到家人。因此父母有案底對于子女找一般性工作并無影響。

六、案底能消除嗎？

在我國，犯罪記錄無法消除。我國法律采取的是犯罪記錄制度，對每一個犯罪人員的犯罪情況均有客觀記載。但近年全國人大法工委也提出了新罪的檔案封存制度，將在多地作為試點并逐步推廣至全國。三年以下的故意犯罪或者五年以下的過失類犯罪，一旦檔案被封存，是可以開出無犯罪記錄證明的，如此一來可以減輕輕罪家庭的連坐壓力。

總而言之，父母犯罪，子女是不承擔法律責任的。但在特殊情況下，父母犯罪確實會影響到子女，尤其是敏感崗位的政審。“一人犯罪影響三代”的言辭有些過于危言聳聽，父母有案底的子女并非無路可走。

假設你因父母案底失去機會，會如何看待這種“連帶責任”？嚴格政審有其存在的意義，但對于無辜子女是否公平？歡迎在評論區發表看法。

天津離婚案中，兩人閃婚又閃離。結婚時甜甜蜜蜜加名，約定男方婚前購買的房屋女方也享有50%的份額，可不到兩年就因情感破裂對薄公堂。女方法庭上直接要求男方按約定向其支付房屋市場價格的一半款項，男方覺得雙方結婚時間短，不甘心就這么拱手讓錢。

吉林案中，女方為保住一半產權甚至弄了雙重保險：婚前簽訂婚前協議書，婚后又簽訂婚內贈與協議，均載明男方將名下房屋一半份額贈與女方。結果不到半年時間，男方就要求離婚，并反悔前述贈與，想把房子份額全部拿回。女方不樂意了，認為應按協議來，自己肯定得有一半。

兩則案例審理法院都并未依據雙方原有書面約定分割，而是以誰出資購買、對家庭的貢獻、共同生活時間長短等因素作為判斷標準。鑒于兩案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時間都較短，并未形成穩定的共同生活狀態，故訴爭房屋都被判決歸給予方所有，贈與方得到一定補償。天津案女方僅拿到房屋市場價的約20%，吉林案則只有12.5%。

這兩案判決背后，全因2025年2月1日剛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二）》第五條第二款關于夫妻間給予房屋的規定“婚前或者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將其所有的房屋轉移登記至另一方或者雙方名下，離婚訴訟中，雙方對房屋歸屬或者分割有爭議且協商不成的，如果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短且給予方無重大過錯，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訴訟請求，判決該房屋歸給予方所有，并結合給予目的，綜合考慮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況、離婚過錯、對家庭的貢獻大小以及離婚時房屋市場價格等因素，確定是否由獲得房屋一方對另一方予以補償以及補償的具體數額。”按新規，婚前或婚內加名，離婚時房子未必對半分！重點來了：如果婚姻時間短、給予方沒有重大過錯，法院可以把房子判回給原主，再根據“共同生活時長、生沒生孩子、誰對家庭貢獻大、離婚誰有錯、離婚時房子值多少錢”等因素，確定沒拿到房子的一方能不能拿到補償，能拿多少。除非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長，或給予方存在重大過錯，法院才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將房產所有權判給受贈方。

發生在婚姻關系下的贈與，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動中的贈與。婚前房產婚后加名，這類房屋通常會被認定為是給予方為了能順利締結婚姻，并給予受贈方生活保障的附條件贈與。因此當雙方婚姻關系消滅，條件無法成立，基本原則就是物歸原主。加名后雖然該類房屋已經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但離婚時不會簡單的對半分，否則很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為獲取房產份額而閃婚閃離的婚姻騙局。

說到底，法律在財產權益和婚姻誠信之間找了平衡。既不讓付出者人財兩空，也不讓投機者空手套白狼。婚姻不是簽合同，加名不是買保險，真心過日子的人，房子寫不寫名都一樣，沖著分錢來的，加名也未必能如愿。這波新規，你看懂了嗎？

天津案案例索引：天津高法微信公眾號，2025年5月6日

吉林案案例索引：人民法院報·3版，2025年5月13日

2019年，林梅以李杰家暴為由一紙訴狀將其告上法院，要求離婚并分割夫妻財產，其中包含男方名下的500萬存款和900萬股權轉讓款共計1400多萬。沒想到，庭審中李杰掏出5份代客理財協議賣慘，稱自己幫人炒股給人家虧了1400萬，為體現擔當，自己在訴訟期間已將名下1400萬元全部賠付給客戶了，現已身無分文。

女方一聽就炸了，男方擺明了把她當傻子，全部身家就這筆錢，她要分割1400萬，男方就虧了1400萬，以致一分錢分不著，哪里有這么湊巧的事情？而且兩人分居后才簽的代客理財協議，沒到期就結算，顯然是提前準備好的虛假協議，目的是轉移財產！離譜的是，如此拙劣、漏洞百出的手法，一二審法院竟都聽信了男方的苦情戲，以“證據不足”駁回了女方訴請。

三年追款未果，2021年，林梅抱著最后一絲希望找到南京市棲霞區檢察院申請監督，轉機終于來了。檢察院對李杰如何簽訂理財協議、如何操作理財、虧損如何產生、如何彌補虧損等進行了實質審查，最終發現了幾大疑點。

一是簽訂時間，處于夫妻關系惡化期。面對豐厚家底，一方預判到雙方會走向離婚從而提前轉移財產是很有可能的。

二是簽訂對象，李杰是與案外人王佳簽訂的委托理財協議，而此人有多年的炒股等理財經驗，李杰卻毫無證券從業經驗。一個炒股老手會委托無經驗小白理財嗎？又在協議未到期時便結算，顯然不合常理。

三是簽訂細節，李杰對王佳的資金來源、賬戶密碼、資金的交接情形和協議到期后的交割回收等情況一問三不知。

四是追認情況，如此巨額虧損，女方毫不知情，事后也并未追認，也就是說男方是單方面以夫妻共同財產償還了他個人造成的這筆虧損，女方當然有權要求返還。

2022年，南京市檢察院向法院提出抗訴，后中院指令一審法院再審本案，但再審竟然又維持了原一審判決，這實在是有些睜眼說瞎話了。不得已，林梅又再向中院提起上訴，這才終于迎來了反轉。

2024年，二審法院認定案涉1400余萬元當屬夫妻共同財產，李杰婚內形成的理財投資虧損屬其個人債務，李杰以夫妻共同財產償還其個人債務，林梅有權要求其返還相應款項。判決生效后，雙方簽訂了償還協議，約定在兩年時間內李杰償還林梅700余萬元。

這是時長五年的拉鋸戰，本案歷經一審、再審、監督抗訴、再次一審、上訴，林梅的堅持終于換來成果，奪回了屬于自己的那筆財產，真真不容易。

蔡律師認為，男方這種轉移財產手段非常低端。猜測事實真相應該是近幾年股市行情差，確實有人虧了不少錢。而男方為轉移財產，特意找到一個這幾年間炒股虧損金額與夫妻共同財產差不多的職業炒股人士，雙方共同配合簽署虛假的理財協議，假稱男方代人炒股，男方再以承擔炒股虧損為由將夫妻共同財產轉移殆盡，事后可再找對方將款項退回。如此男方空手套白羊，可憑空獲得700萬元收益。

這個套路其實一點都不復雜，都不需要明眼人，普通民眾應該都可以看出這是套路，這是做局，這是欺詐。可惜，就這么套路粗暴而簡單的案件取得了男方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二審法院甚至再審一審都能以女方直接指向虛假協議證據不足為由駁回女方的分割訴請。女方是通二次上訴翻案成功，但最終法院也才讓女方分得一半的財產，表面上是公平，但實質還是不夠公平，沒有真正懲罰到男方。男方這種行為就是偽造證據惡意轉移財產，依法完全可以讓男方不分或者少分的，甚至還可以追究男方及第三人偽造證據的司法責任。可惜這一切并沒有！

蔡律師最后再補充一點，這個案件要揪開男方作假其實還有非常簡單的一個操作。姑且不論檢察院提出的幾個疑點，男方如真實幫人炒股肯定存在交易記錄，無論男方是在手機或電腦進行交易操作，券商交易軟件服務器上都會有相應的記錄，包括登錄時段、登錄手機或電腦的設備識別碼及具體IP地址等。如此只要向法院申請調查令，要求證券公司提供特定證券交易賬戶的日常交易登錄IP及設備識別碼，真相則立馬水落石出。

債權人撤銷權成立的前提是債務人不當處分財產。但從本案展現案情來看，房屋購房款是女方家庭出資，而車子也是女方朋友實際購買。在兩個孩子撫養權均約定歸女方所有的情況下，男方約定房子歸女方個人所有，房屋貸款由女方個人承擔，屬于是雙方綜合考慮婚姻存續過程中雙方的貢獻程度、離婚后子女撫養問題、房屋及車輛等重要資產的出資來源等多重因素后所制定的分配方案，雖然男方是凈身出戶但并無明顯不當，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債務人有逃避財產的主觀惡意，因此債權人無權要求撤銷。

從債權人角度反思，也可以看出夫妻雙方家庭如果內部串通，債權人利益是很容易受到侵害的。舉個例子，假設男方實際上亦有出資購房，只是男方在事先通過資金過橋或者現金取現方式設計成是女方家庭全部出資。這種情況下債權人顯然不可能證明上述事實，而夫妻雙方則通過上述方式規避了夫妻共有房產被執行的風險。因此債權人在出借款項時，最好還是讓夫妻雙方共同簽字確認，讓債務成為夫妻共同債務。

案情簡介：

張先生出借給鄒先生200萬元，后因鄒先生逾期未還，張先生將鄒先生訴至法院。訴訟過程中，鄒先生與配偶王女士登記離婚，雙方約定鄒先生支付女兒大學期間的生活費、學費以及未成年兒子的撫養費每月共計1萬元，雙方各自名下銀行存款歸各自所有，夫妻共同所有房產所有權歸女方王女士所有，該房屋全部剩余銀行貸款由女方個人負責償還，女方名下一輛小轎車，為女方單獨所有，男女雙方各自的私人生活用品及首飾歸各自所有，雙方無債權，男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承擔、發生的債務屬于男方個人債務，由男方個人獨自承擔。張先生認為鄒先生與王女士夫妻感情很好，因鄒先生欠錢、房屋被查封，雙方才離婚。鄒先生凈身出戶，系惡意逃債轉移財產的行為。因此訴至法院要求撤銷離婚協議書中有關財產分配和鄒先生支付撫養費的約定。

庭審中，鄒先生稱，案涉房屋的購房款是王女士的家人支付的；車輛指標屬于王女士所有，王女士將原有車輛變賣后幫鄒先生還債，保留的車牌出租給了朋友，車是朋友購買的。離婚時雙方名下各自都沒有多少存款，大女兒在上大學，兒子在上小學，且王女士退休金很低只有二千多元，王女士每月要還四千多元的住房貸款，所以就約定了相關生活費和撫養費，故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王女士稱，鄒先生所述屬實，房屋是王女士的母親和姐姐打款購買；車輛原系一大眾，后變賣車輛償還了對張先生的欠款，指標出租給朋友；王女士賬戶中的錢是哥哥存入的，準備給母親做手術，也被凍結，延誤了母親的治療，雙方才離婚。

鄒先生和王女士提交了房屋買賣合同、轉賬記錄、銀行賬戶明細、學生證、退休證、病理檢查報告、車輛指標租賃協議、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銀聯小票、機動車保險投保單等證明上述事實。

法院觀點：

法院經審理認為，綜合考量涉案房屋購房款來源、房貸償還情況以及車輛的購買價值、購買年限、離婚時子女撫養情況等因素，不足以證明涉案房屋屬于鄒先生與王女士的夫妻共同財產，且張先生提交的證據難以認定雙方協議將涉案房屋、車輛歸王女士一人所有的行為存在逃避債務履行的目的。另外，有關生活費、撫養費、銀行存款的約定，也不屬于鄒先生無償處分財產權益的行為。法院最終判決駁回了原告張先生的全部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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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案例：海淀區人民法院公眾號?《債務人離婚時“凈身出戶”，債權人能否要求撤銷？》

現今不少父母因工作忙碌無暇顧及孩子，帶娃的重擔就落到了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身上。老人家每日接送孩子、操持家務，可一旦小兩口鬧離婚，老人難免心生委屈：多年帶娃的付出，能否找娃父母“報銷”？

本案中，郭奶奶為緩解兒子王剛與兒媳李娜的生活壓力，在二人小孩出生前就從江西老家趕赴廣東佛山。孫子孫女出生后幫忙帶了數月，又應兒媳要求帶回老家照顧直至兩小孩上幼兒園。郭奶奶不僅全天候照料孩子，還自掏腰包墊付了生活費、醫療費等共計23萬元。

然而，隨著兒子與兒媳婚姻破裂，二人不僅拒絕讓老人探視孫輩，兒媳更矢口否認曾要求婆婆幫忙帶娃，堅稱“偶爾墊付一下費用也是正常的，孩子是她親孫子女”。心寒的郭奶奶一紙訴狀將二人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帶孫費”，卻因缺乏書面協議和有效證據，被法院以“家庭成員互助不構成勞務關系”為由駁回訴求。

老人在輔助其子女撫養孫輩的過程中，確實能夠得到精神滿足感，但不能否認老年人的付出和勞務并非其法定義務，其本質是一種犧牲和服務，客觀上也減損了老年人的健康、精力、金錢以及其追求自身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自由。并且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老人基本不會設想為以后訴訟求償“帶孫費”而事先將相關付款憑證、支付票據等收集留存。因此，本案對老人的舉證責任有些許苛責。

本案老人提起的案由是勞務合同糾紛，若變更為無因管理糾紛或許還有主張的空間。無因管理即雙方在無約定且孩子父母撫養缺位時，老人主動承擔起相應責任，從而使孩子父母受益。此時，老人作為無因管理人，可以請求受益人償還因照顧孫輩而支出的必要費用及補償損失，但應舉證證明，否則法院難以支持。帶孫、幫扶出于情分并非基于義務，老年人與成年子女之間可以通過訂立書面協議、留存支出憑據的方式，保障自己的權利。

那么若老人想主張帶孫費，可以收集哪些證據？

一種是相關書面委托。（2024）新民申2802號案例中，原告通過雙方簽訂的承諾書及聊天記錄證明孩子父母存在委托表示而得到法院支持：“吳大媽作為祖母，其帶孫、分擔行為是基于血緣關系、親子關系、倫理常情的一種精神和勞動的雙重付出，客觀上也減損了其健康、精力、金錢以及追求自身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自由，其向兒子蘭先生、前兒媳劉女士主張帶孫費不僅具有情理上的合理性，也具有法律依據。吳大媽提交蘭先生書寫的承諾書及說明等證據，擬證實蘭先生承諾其與劉女士每月向吳大媽支付保姆費8000元。蘭先生提交微信聊天記錄截圖、錄音等證據，擬證實劉女士亦同意向吳大媽支付保姆費。從上述證據來看，劉女士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認可吳大媽帶孩子辛苦且應支付費用。”

二是相關支付憑證。（2021）渝0112民初4550號案例中，原告通過收據、票據、醫療費票據、門診費票據等證據得到法院支持：“根據原告的舉證，本院對歐陽爺爺、文奶奶支付歐陽小寶的幼兒園保教費支持6學期，金額為5220元，二原告為歐陽小寶墊付教育與醫療費用合計12107.55元；二原告另主張其為歐陽小寶墊付生活費共計101500元，本院結合本案的實際情況予以支持。”

總的來說，老人幫扶孫輩的，若有書面委托，應成立合同關系；若無委托，可成立無因管理，但要注意收集相關支出證明。無論是合同關系還是無因管理，老人對撫養孫輩所支出的必要費用，如日常的生活費、教育費、醫療費等，均有權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向孩子父母進行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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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原告郭奶奶與王剛是母子關系，與李娜是婆媳關系，王剛與李娜2013年1月21日登記結婚。為緩解子女壓力，郭奶奶應李娜口頭要求，在小孩出生前來到佛山，帶孫子、孫女到4-6月大后便帶回老家照顧撫養直至上幼兒園，期間生活費及醫療費均由郭奶奶墊付。李娜僅口頭承諾以后會給錢，但沒有說歸還數額及期限。

王剛稱，兩小孩都是郭奶奶應李娜要求帶回老家的，由郭奶奶攜帶撫養直至小孩上幼兒園，才從老家回到佛山上學。小孩的醫療費，日常開銷是由郭奶奶墊付，郭奶奶曾要求日后歸還，本人和李娜都是知情的。

李娜稱，偶爾墊付費用是正常的，二小孩是郭奶奶的親孫子女，并沒有要求她帶孩子。

現二被告夫妻感情破裂正在辦理離婚手續，孫子孫女不給原告探視。原告提起訴訟，要求兩被告支付2013年4月15日至2017年9月1日、2016年3月1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間帶孫費23萬元。

法院觀點；

本院認為，王剛與李娜是夫妻關系，郭奶奶主張與王剛、李娜建立勞務關系，幫兩人帶小孩，但是沒有舉證證明雙方對建立勞務關系及勞務報酬有明確約定，且其舉證不能有效證明郭奶奶墊付費用情況。王剛與李娜夫妻感情尚好時，郭奶奶更多體現的是對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互助，現王剛與李娜因夫妻矛盾產生糾紛，在雙方沒有明確約定，且沒有充分證據反映墊付款數額的情況下，郭奶奶以勞務關系為由提起本案訴訟主張“帶孫費”，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2023）粵0605民初24949號，以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