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女子侄女表述，女子是十五年前流浪到他們家，當時已患有精神疾病。女子沒有戶口，且不配合警方尋親，他們便將其收留，和她的二叔一起生活，并有了兩個孩子。以當時女子情況來看，女子與二叔不可能辦理結婚登記，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權利義務關系。即使真若辦理了結婚登記，該婚姻關系也應屬無效。《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六條規定，結婚應當男女雙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對另一方加以強迫，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加以干涉。也就是說需要結婚人員能夠正常做出意思表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本人無法做出有效的意思表示，所以無法結婚。

二、男方一家的“收留”行為真實性有待商榷，與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發生性關系可構成強奸罪。

男方需要承擔何種法律責任應分為兩種情況來看。首先若是事實真如女子侄女所說，女子流浪至他們家時已報警尋親但未果，因此男方一家只能收留女子，則收容流浪精神病人這一行為并不違法。但女方兩年內便為男方產下兩子，作為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女方不能辨認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其不能作出有效的性同意，男方行為將涉嫌構成強奸罪。該種情形并非個案，安徽農民劉華姬與從路邊領回家的精神病女子同居13年，安徽省亳州中院對該案作出二審判決，認為劉華姬犯強奸罪，但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所犯罪行，且對被害人長期照顧并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養育多名子女，劉華姬構成強奸罪但可從輕處罰，綜合考量判處劉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1984年4月聯合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規定，“明知婦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癡呆者（程度嚴重的）而與其發生性行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應以強奸罪論處。”該規定雖然已經于2013年1月18日失效，但規定中的此項內容一直被司法實踐和理論所秉持。精神病女子沒有性防衛能力，因此只要發生了性關系，即使雙方共同生活并撫養小孩，男方也構成強奸。

至于侄女所述內容真實性，應查詢當年報警回執便可知曉。值得深思的是，侄女所言尋親理由是“家里條件不好，嬸嬸沒有戶口，我就想著幫嬸嬸找到家人，把戶口上了，才能享受相關政策”簡而言之就是想以女子精神疾病身份領取國家補貼，享受優惠政策。而文中又提到女子兒女正處于8歲、12歲，正是需要讀書花錢的年齡，且女子此時“病得更嚴重了”，可以看出其在男方家庭應并未得到善待或無力善待。女方家庭“曾四處尋找妹妹并報了警，但一直沒有她的任何消息”是否可以據此揣測，這么多年來男方一家并未持續嘗試為女子尋親，而是經濟情況無法支持，且女子病情持續加重的情況下，才想起為女子尋親呢？

若是第二種情況，女方并不是真如侄女所說是流浪至其家被收留，而是被拐賣至此，則男方不論是作為拐賣方還是買方，都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如前兩年徐州豐縣女子遭鐵鏈囚禁生八孩一案，法院判決被告人董志民犯虐待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九年。判決被告人時立忠、桑合妞、譚愛慶、霍永渠、霍福得犯拐賣婦女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十三年、八年六個月和八年，并處罰金。對于其在男方家庭的具體情況我們尚不得知，但若是女方真是遭拐賣而并非流浪被收留，則男方可能需承擔刑事責任。

福州律師蔡思斌

2024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