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福建王女士為了能讓孩子在上海高考，便與老公離婚，并在張勇介紹下與具有上海戶籍殘疾人李剛登記結婚，三方同時還簽訂《協議書》，內容約定“經張勇介紹李剛與王女士辦理結婚登記，經三方商定，王女士支付壹拾陸萬元整，分兩次支付，今結婚證領取后支付10萬元整到介紹人張勇支付寶賬戶上，剩余6萬元需等王女士和女兒戶口落戶上海后一并支付。雙方中途不得反悔，誰反悔須賠付對方30萬元整，若李剛殘疾人證不符合上海5年落戶標準，須退還支付給李剛10萬元整，婚姻關系續存期間男方必須全力配合小孩上學事宜。協議書與婚前協議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應。”

同日，王女士向張勇支付了10萬元介紹費，然而李剛不幸在2023年離世，王女士和女兒最終都沒能在上海落戶。因落戶不成，王女士遂提起訴訟要求張勇返還10萬元。

這起案件在法律上并不復雜，《協議書》顯然違背了婚姻自由、戶籍管理等國家公序，屬于無效協議。基于合同無效法律后果，張勇顯然應當將該筆10萬元返還王女士。但一審法院站在更高的角度，其觀點認為“王女士簽訂《協議書》目的嚴重違背了公序良俗，具有不法性。王女士對此自知且不諱，并據此認為張勇應向其返還案涉款項，言下之意即是，其不法目的不達時，可通過自我揭發，實現‘全身而退’。若支持其返還案涉款項請求，等于變相縱容甚至鼓勵了這種不法行為，勢必滋生機會主義道德風險”。因此不予支持。

“不法原因之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這是民法公平原則之體現，一審法院如此判決并無明顯不當。然而，二審法院則是站在了更深遠角度看待這一問題，其觀點認為“民法典已取消民事追繳，若不支持返還或支持返還部分款項，都能使張勇從不法的居間介紹中受有利益，從而變相認可不法行為，并變相鼓勵利用殘疾人權益保障政策，以破壞婚姻根基的‘假結婚’方式，規避特大城市落戶政策。本案中，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原因，使得王女士落戶目的未能實現，其雖開啟了不法行為，亦具有可責難性，但若支持其返還案涉款項10萬元的請求，也并未從不法行為中受有利益。因此，在各類結果比較之下，令張勇返還案涉款項10萬元更具有合理性。”

簡單來說，二審法院對兩者惡性進行了對比，雖然王女士行為“不法”，但李剛作為從事“假結婚生意”居間人，顯然主觀惡性和危害性都要更大，若是支持張勇無需返還10萬元，等于是變相鼓勵此類“居間”生意。

事實上，在《民法典》生效前，對于此類違法所得收益，人民法院可以依據《民法通則》第六十一條第二款“雙方惡意串通，實施民事行為損害國家的、集體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應當追繳雙方取得的財產，收歸國家、集體所有或者返還第三人。”追繳相關違法所得，但《民法典》已取消民事追繳制度，因此法院無法直接予以沒收，因此也只能兩權相害取其輕。總的來說，對于此類新型違法行為，仍有待行政機關出臺相應行政法規進行處罰。

福州律師蔡思斌

2024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