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卷宗內所有的材料，無一不摻雜著偵查主體的能力、技術、認識、規范等復雜因素。例如，當取證人有意或無意地“有罪推定”時，通常會有選擇性取證，甚至是篡改性取證。有人開玩笑說，刑事訴訟中的各方，只有偵查人員是最懂得“法言法語”的——訊（詢）問人和記錄人通常會將被訊（詢）問人的回答，依照主觀認識歸納為符合偵查方向的書面語言，以便滿足法律判斷的規范需要。

其二，任何書證、物證，包括電子數據、視聽資料等，都是行為人在特定動機、目的等心理支配下的行為在現場或有關場所的反映。因此，傳統的教科書上都是這樣介紹偵查流程的開始：通過勘查現場（實施犯罪的地點和遺留有同犯罪有關的痕跡、物證的一切處所），發現、收集和保全與犯罪有關的痕跡物品，進而推斷實施犯罪的情況與動機、目的，確定偵查方向范圍。也就是說，所有的偵查活動，從一開始就已經受到行為留在現場的痕跡物證的制約與影響。

其三，每一份言詞證據材料的形成，除偵查主體的影響之外，都和作證陳述人的感知、記憶、動機、情感、情緒等密切相關。據說，英美法系國家司法中所理解的證據，與我們書面化的“材料”含義大相徑庭，不是簡單的言詞內容，而是包含了復雜心理的綜合體。因此，一場正式的審判，必然要求各色證人出庭接受質詢，以便控、辯、審各方通過觀察表情、體態等，綜合判斷言詞內容的證據資格與效力。因此，對證據的審查就是對作證行為的檢視。